武汉封城后,我的公司还能撑多久

2020-02-23 13:20发布

“我公司啊,有三百号人吧!”

以前每当与亲戚朋友聊天,我最喜欢别人问我的公司有多少人。因为一旦报出公司的人员规模,大概就不会被对方认为,我只是开了个小公司,多少能获得一点存在感。

现在,当我在武汉的家中自行隔离十天之后,越来越因为这个员工人数倍感焦虑。

我的公司是做“客服外包”的,客户是一家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平台,如果是同一个不玩网络游戏的人交谈,对方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些交易到底指的是什么。

所谓虚拟物品,指的是网络游戏中的道具、金币、账号等等,这些都大多能在平台上做交易。整个平台的客服业务由两家服务商共同承担,我是其中之一,另一家在湖北的X市。

按照客服行业的惯例,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7*24小时,而且越是遇到节假日,游戏玩家的数量就会越多,交易也会越频繁,每逢休息日和节假日,还得预备更多的人手。

早在去年12月份,我们就充分预估了春节假期可能会增加的订单量,并按照溢出30%的订单量安排了与之匹配的人力和班次。为了保证排班计划能顺利执行,我们对所有员工做了激励和动员,并安排部分员工提前回家跟家人团聚,过年期间再返回公司上班。

1月17日,公司举行完年会,春节假期的排班计划开始执行。被安排提前回家的员工纷纷离开武汉,剩下大约100人继续照常到公司上班。但随后的两天,之前一直都只是传闻的新型肺炎疫情忽然之间就变成了现实。

到了19日,官方通报新增新型肺炎病例竟达139人;20日,钟南山表示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一时间,大街上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公司也紧急采购了一批防范疫情的物资,比如口罩、消毒液、洗手液、板蓝根等等,还在前台配备了测温仪。

办公室也出了通知,所有人员进入公司前必须自行测量体温,一旦发现体温异常必须立刻就医,在公司工作期间也必须佩戴口罩,员工之间尽量避免做近距离接触。公司的职能部门,包括我在内,原定23日放假,但为了降低人员密度,我们提前一天放了假。

回到家里,我一点也感受不到春节本该带来的喜悦,相反,对于疫情的发展格外忧虑,不知道这会对公司的业务带来多大的影响。

难熬的1月22日过去后,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反倒变得更糟,出于对自身和家人安全的考虑,我们做出了不回老家过年的决定。

随后,我同公司留守的项目总监联系,对方答复一切都还比较平稳,员工都佩戴着口罩,没有出现发热和身体不适的人员。听到这些,我总算放心了一点。

由于前一天晚上一直难以入睡,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是八点半。我第一时间看手机上有关疫情的报道,武汉市政府凌晨两点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市内公共交通停运,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关闭。

封城了。难道疫情已经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了?公司还有员工去上班吗?业务需要停下来吗?如果停下来,会停多久?

很快项目总监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了两个情况:第一,有些员工得知今天封城的消息后表示不愿意再到公司上班;第二,有愿意继续上班的员工,家里人直接打来电话,说要把人接走。

“那就赶紧跟甲方报备吧,全员放假。”我考虑了一会儿对他说。

“现在放了再召集起来可就难了!”总监在电话里说,“而且业务突然中断,这个月的业务指标就无法完成,结算肯定会受影响。”

“所以让你先跟甲方报备。结算受影响那是没法避免了,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谁也不能承担员工被感染的风险,一旦出现,业务就不是暂时中断的问题,整个职场都会被封闭。”

下午三点左右,总监给我发了一张贴着封条的公司大门照片。到那时为止,已经连续工作4年多、从未歇业的职场,终于人去楼空、关门落锁。我回复他:辛苦了,你也保重!

1月24日是农历除夕,也是武汉封城后的第二天。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大街上凄风冷雨,一个行人也没有,偶尔有车辆驶过,也都显出仓皇的味道。

一整天,我都心情沉重,还特别脆弱。“武汉加油”的口号铺天盖地,但总觉得自己身处一座孤岛。微信群、朋友圈里不时都有某人被感染、某地被封闭的消息传来。当看到春晚上九十岁的郭兰英唱响《我的祖国》时,心中的孤独和无助竟一瞬间爆发出来,忍不住热泪盈眶。

大年初一,我收到项目总监给我拜年的微信,末了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甲方开始搭建能在外网上运行的交易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员工可以不用去公司使用内网,直接使用家中的网络就能处理业务。

“什么时候能弄好?”我问他。

“最快明天。”总监回答。

“太好了!”我仿佛看到了曙光,“你赶紧跟员工们做下宣导,只要系统一上线,我们的人都要顶上去,现在都在家隔离,时间应该比上班时更充裕。”

我当时没有在意总监只简单回应“好的”,还沉浸在绝处逢生的兴奋之中,谁知道问题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初二一大早,我给总监打音频通话,询问他系统是否已经上线。

“系统已经可以使用了。”总监回答。

“我们上了多少人?”其实我也做过估算,全员都能上的可能性不大,但有一半以上的人力还是没问题的。

“不到20人。”

“啊?”我一下懵了,一会才继续问,“怎么会只有这么点人?”

“因为我们的员工很多都是来自乡镇和农村,家里没有电脑。留在武汉没有出城的大概有四五十人,现在都被困在出租屋里,要么没有电脑要么没有网络。我让班组长一个一个核实,能上线的一共17人。”

“没有出城,有网络没有电脑的有多少人?”我想了想问他。

“45个,我已经统计过了。”

“可以让他们去公司搬电脑。”

“我也问过了,都不敢出门。”总监回答,“而且现在机动车也不能上路,不然我就去公司取了给他们送过去。”

“我去吧,了不得重新考个驾照。”我说。

“强行把车开出来,短距离应该还好,但过不了江,您在汉阳、我在汉口,都到不了公司。所有过江通道都封闭了。”他停了会,又说,“不行我晚上开出去碰碰运气,万一可以呢!”

我心里很是感动,赶紧说:“你不要冲动,非常时期,想好了再动。”

结束通话之后,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又给总监发了信息,让他在微信上建一个大群,所有能联系上的员工都尽量拉到群里。

“携手同行、共渡难关”的微信群经过将近四个小时,人数稳定在136。我对总监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星星之火必须保住,将来我们能否正常复工,这136人就是火种。

那天晚上,微信群的红包雨很是猛烈,每个红包不到三秒就被抢光,一片感谢之声。我和总监趁势说了很多鼓劲的话,大家都情绪高涨。那天晚上我睡得最安稳,期待第二天再动员一下,就能有更多的人能够上线。

“有兄弟能去公司取电脑的吗?”第二天一早,总监就在群里喊。

昨天晚上异常活跃的百人大群无人应答。

“有谁愿意送一下吗?用电瓶车一次能送两台,公司园区里只有负责开门的保安,送电脑也只用放到楼栋门口,不与人有接触,风险很小。”

依旧无人应答。

“这样吧,”我没料到结果会是这样,又等了一会儿见还是没人答话,给总监私信,“你在群上说,有谁能送,一台奖励50元,送到发照片,我直接发红包。”

看得出总监的犹豫,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才在群上把我的意思说了。我之所以没有自己去说,是担心说了之后还是没人响应。估计他也有同样的担心,因为这可能就是最后的办法了。如果再没人愿意站出来,要么继续加大奖励力度,要么就只能放弃。

“你们都是怎么了,如果我有电动车,我就去了。”没想到有人回话了。

“有心就是好同志!”我慌忙鼓励,总监也给他发了个赞。

此后群里又恢复了平静,我感到心灰意冷,不再盯着屏幕看了。

接近晚上七点的时候,群里忽然又有了动静,不少人都在询问怎么连接业务系统。原来是有个员工强行将车开到了公司,一次性领取了16台电脑,现在全部送到了目的地。

“怎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我问总监。

“开始是另外一个员工准备用电动车送,但要等两个小时才能充满电,他就私信了现在这个员工,让他试试能不能把车开出来。因为不确定会不会被拦下来,所以没有跟您说。他拿到电脑后,我一直跟他保持通话告诉他要送到哪些地址,一直都挺紧张,怕中途又出什么状况,所以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窗外,夜色已经降临,路灯不知何时也亮了起来,街面上湿漉漉的,反射着橘黄色的光,此时再看竟感到格外温暖。送出去16台电脑后,又有几个员工自己去公司将电脑领了回去,最终总算凑出了40个人的小团队。

我稍稍松了口气,不料总监给我的另一个消息,让我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刚刚甲方跟我说,X(另一家服务商)上线人数已经稳定在80个,让我们也行动起来,现在线上堆积的订单太多,需要及时处理。”

“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上线?”

“他们比我们晚一天才放假,解散之前已经明确了可以在外网上办公,所以员工提前把电脑搬回去了。X市城区小,员工又大多都是本地人,家里都有网络。”

“这种情况应该跟甲方说清楚,不是我们不愿意采取行动,而是现在确实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这个意思我已经向他们表达了,但具体负责运营的人还在一直催促,最后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如果一直都只有这么少的人上线,可能会考虑更换服务商。”

虽然我跟总监只是音频通话,但听得出他十分焦虑,“我们今年三月份合同就要续签,现在出问题,真是要命!”

“不要急,我明天跟对方负责人联系!”

怎么可能不急?但我如果急了,他就会更急。我挂断语音后给他发了一个“不要慌、木有事”的表情,毕竟有些事,只能自己来扛。

我几乎一晚上没睡着,反复斟酌如何跟甲方负责人说明当下的困难。我知道自然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换个角度考虑,他也仅仅是对口服务商的负责人,平台的整个盈利情况也是他的考核目标,他在情理上固然会支持我,但如何向他的上级去解释呢。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估计对方负责人已经起床,于是鼓起勇气,给他发送了一条微信,原本写好了很多话,但临时又都删掉了,最后只剩下这一句:“但愿春暖花开时,我们还是合作伙伴!”

没过两分钟,对方的回复了:“更换服务商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定论,我们肯定会以业务服务质量作为第一考量的因素,你们业务做得好,我们难道会用差的吗?别听信那些传闻,做好服务就是最大的竞争力,其他不要多想。非常时期,我们共同面对!”

我反复读这段话,起初感到鼓舞,随后又意识到更换服务商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暂时还没有定论,一切都还是要以业务的完成情况来考量。三月份就会确定是否与我们续签合同,但1月下旬、整个2月,我们都很难完成既定的指标,相反,另外一家服务商却能在此期间将业绩反超回来。

越是这样想,心里越发惴惴不安起来。

此后的两天,我一直关注上线的人数,但始终没有增长。期间我还做了每天上线额外给予100元补贴的激励,但毫无收效,只不过额外增加了一笔开支。

终于到了做月度结算的时间,总监一早就发微信给我:“甲方问我们期望1月份按什么方案结算?”

按照惯例,客服外包业务的发包方(甲方)一般都对服务商制定多维度的考核指标,每月根据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算出得分,然后参照得分和结算比例的对应关系以及完成的任务量,就能给出最终的结算金额。

“你怎么考虑?”我问他。

在平常,甲方只需要按照既定的规则结算,根本不用这样询问。而作为项目总监,也只需核对得分和任务量无误即可,同样不用问我。他今天这样问,应该是想走一步险棋。

果然,总监回答说:“1月下旬我们基本没有做单,整月评分会被拉下来很多,甲方应该是想按照我们停业之前的分值做结算。但1月份我们少做了10天业务,完成的任务量至少减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结算的总额会少30%。所以即便按100%的比例结算,与按保底90%的比例结算也相差不多。我们不如主动提出如何结算都听从甲方安排,只要在续签合同时多考虑我们之前的业绩和现在遇到的困难就好。”

我问他两者之间有多少差额,他告诉我一个数字。我犹豫了一会,对他说:“就按你的想法对他们说吧,而且2月份何时能复工现在还无法判断,相信能完成的任务量更少,所以你还可以跟他们说,二月份我们同样听从安排,愿意按实际分值结算。”

现在是我在武汉家中自行隔离的第十天,1月份具体的结算金额暂时还没有明确,每天能上线的人数依旧没有增长,而且因为无法掌控员工的工作状态,工作效率十分低下。

300名员工,也就意味着要支付300人的工资。按照规定,疫情期内,企业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没有复工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要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基本生活费。

我知道这是作为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也未奢望政府会对我这样的小企业给予补贴,虽然我曾经为社会提供过300个就业岗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

1月份还有结算,如果甲方给予照顾,按停工之前的分值结算,应该能勉强覆盖住工资成本。但2月份是必亏无疑的,具体会损失多少,我已经无心去计算。

更让我担心的是,2月份复工时究竟会有多少员工能及时到岗?如果人力不足,则又会增加大量的招聘和培训成本。

作为我这样的小企业,根本没有能力凭借薪资的吸引力去平复人们短期内来武汉就业的恐惧,所以即便愿意拿出招聘成本,也不一定能及时将人力补齐。

如果人力不能在2月份以内补齐,并通过培训达到与之前基本持平的产能水平,任务量势必无法完成,这又将直接影响合同的续签。

我站在窗口,看见不远处一幢高楼立面铺设的大屏幕还亮着,上面红底黄字的“武汉加油”格外醒目。

“武汉加油!”我也在心中呐喊。


作者元直,武汉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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